台湾教培机构的发展史：它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

2018.06.04 文：校管家

台湾的教培行业比大陆早很多年，所以很多我们正在经历的他们已经经历过了，所以去过台湾参访的教培老师应该都听过这句话“它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

第一部分：引言

“我在大陆的培训机构问你学校今年成长了多少？说2倍的也有，3倍也有，少说也有30%。

台湾就不一样了，我一般问今年学生有没有往下掉？没有，那恭喜你！”

2010年就到大陆培训学校做分享，担任过好未来“未来之星教育CEO创业营”一、四期分享嘉宾的钟藏政把海峡两岸的培训市场摸得门儿清。

他说，台湾补教业现在流行一句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话不是空穴来风。

据统计，截止到2017年11月29日，台湾立案的补习班达到18028家，而台湾目前只有2300万人口。

稍微计算一下就会发现，平均下来，一家补习班能占有1275人，再除去没有补习需求的人，“理论上一个补习班只能招到300人”。

台湾的补教业迎来了64年来很坏的时代。

然而，这在八九十年代的南阳街是无法想象的。

二部分：台湾教培业的兴起——南阳街

南阳街被冠以台北“补习一条街”的称号。

说来要感谢郑定邦，一位上海建筑师。

1947年，他奉命为台北市街道取名，他就把内地主要城市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来命名。

假如你摊开台北地图，以中山路为纵轴，以忠孝路为横轴，画一个十字坐标，你会发现：

在坐标左下角，即西南方向，藏着成都路、贵阳路，在东北方向，则躺着辽宁路，长春路等。

正因如此，龙应台才将台北比喻成“一张中国地图”。

其中以河南城市命名的街道共有六条，除南阳街以外，还有洛阳、郑州路、开封街、许昌街、信阳街。

那为什么偏偏南阳街成了“补习一条街”？

六十年代，台湾补教业者认为南阳是智圣诸葛亮高卧之地，希望借 “鱼到南阳方得水”之地利。

于是都云集到南阳街办补习班，更是在七八十年代达到高峰。

那也是台湾补教业很好的时代。

如果1988年你站在南阳街头，多半会被吓到。

350米长的街道上，排列着近50家补习班，花花绿绿的招牌挂在门店两边。

一眼望去，一楼都是补习班的招生前台。

进去打听一下：100平米的门店，租金要到了7万人民币一个月。吓得你赶紧退出来。

到了傍晚，路边的小吃店开始出动，学生在嘈杂声中陆续涌入各个学校，以中小学补习为主，一天下来，南阳街足有30万的学生流量。

但不是每个补习班都有被学生踏破门槛的好运气。

“南阳街有很强的品牌效应和学生群聚效应，如果你不够有名，学生不来。如果你有名但同班同学没在你这补习，学生也不来。”

钟藏政在九十年代初和哥哥在南阳街开了高考数学补习班。

每天晚上11点开车带着铝梯，跑到建北（建=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纯男校)；北=台北市立女子第一高级中学(纯女校)，台北明星高中，合称”建北”）围墙外，爬墙进去，在每个学生抽屉里放一张招生传单，期待次日有大批学生涌入自己的学校。

然而翻了半年墙，招来的学生屈指可数。

南阳街靠近台北火车站，每逢寒暑假，除了台北学生，还会有从台湾各地拖着行李北上的学生来到南阳街，或是参加中高考复读班，或是参加留学、考研，都期待“鲤鱼跃龙门”。

很像大陆九十年代，学生从全国各地涌入新东方补习的情景。

要是补习英文，刘毅英文是当时大多数学生的心仪选择，既有品牌效应又有学生群聚效应。

走进教室，是一个 400人的大班，讲台上，主讲老师刘毅、助教老师、板书老师和板哥已经就位。

刘毅是刘毅英文的灵魂人物，很多学生是冲着这位名师来的。

在南阳街，要想称得上名师，至少得有5年的经验，此时的刘毅已经教了20多年了。他在课下已经把要讲的内容演练了数遍，熟练到不需要看讲义。他负责主讲，如果有学生没听懂，刘毅手一挥，助教老师负责再讲一遍。然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助教的，少说也得有十年经验才有资格在刘毅旁边跟着。刘毅不用亲自写板书，他有专门的板书老师。

板书老师在刘毅英文也有400人的大班，在那个大班她是主讲老师，但在刘毅的课堂上，她只能写板书，从左到右12米的黑板，要保证书写清晰规范美观。

讲台上还有一位身穿白衬衫，打领带的帅气小伙，他是板哥，专门负责擦黑板和维持课堂秩序。别小看擦黑板，这也需要经过训练。

“我以前训练这个，训练到手脱臼”，钟藏政介绍台湾补习班一块黑板的平均使用周期能达到八九年，而这跟擦黑板的手法是离不开的。

一堂课下来，不少学生听得稀里糊涂，刘毅没有时间挨个解答他们的问题。这是答疑老师的工作，400人的大班外，有5位答疑老师早就坐好随时等待学生下课问问题。

这个班还有1位班主任，3位副班主任，算一算，400人的大班，足足配备了13位老师。

像这样400人的大班，在当时的南阳街很普遍。

吴越也是一位超级名师，他的一个班就有1000人。但是没有这么大的教室怎么办？

400人在主教室，有7个摄像头，主教室左右各两个300人的教室，吴越在400人教室主讲，隔壁教室同步投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双师课堂。

他一个人一周要消化1万名学生。

那时一个学生一年学费6万人民币，单个校区2000名学生的复读班，都算是小补习班，像刘毅英文曾达到过单校区12000人。

“1998年，1300人的学校，我每月约有10万人民币的收入”，钟藏政透露。

八九十年代，说是台湾补教业的全盛时期，一点也不为过。

第三部分：台湾教培业的寒冬

二三十年后的今天，H&M、优衣库、麦当劳、咖啡馆……代替了原来的补习班前台，街上能看到的补习班已经不多了，倒是那些小吃店一直保留了下来。

现在的南阳街俨然成了服装美食一条街。

再走进刘毅英文，发现400人大教室被隔成了100人、50人，即使很大的班，也不过一两百人，不见了当年的熙熙攘攘。

“今天上新发明的英文单词2000讲座，非常高兴”。2017年8月26日，73岁的刘毅在朋友圈发布了一组图文消息。

照片中的他手握话筒、带领学生振臂高呼，激情不减，只是没了当年助教、板哥、班主任、答疑老师的阵仗。

时代更迭面前，一代超级名师也难逃落寞。

是什么导致了南阳街的没落？

话要从1963年说起。

1963年，台湾1200万人口，那一年有42.7万新生儿出生，可以说生育力达到巅峰。

一直到1967年，每年都保持三四十万的人口增长。而且1970年，台湾工业迅速发展，加工出口产业带来大量外汇，台湾经济进入快车道，以每年十几个点的GDP往上冲。不差钱，以及人口红利，使得补习班大量诞生。这也是为什么在七八十年代，南阳街每天会有30万学生补课的原因。

然而好景不长，自1987年起，台湾经济增长每况愈下。但补习班仰仗着先前的人口存量，依然过活的很好，甚至在1994年发展到顶峰。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相信，那不过是衰败前的回光返照。

进入2000年后，台湾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停滞，这也是补习班衰落的开始。2008年又赶上金融风暴，经济急速下降，次年大量夫妻选择节育，生育率创新低。2015年，23万的人口基数，只有20万新增人口。这与1963年的生育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人口基数增长了1倍，但新生人数却减半，相当于人口减少了3/4。

钟藏政介绍，今年台湾还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而且工资水平已经连续17年没有增长。17 年前，毕业大学生的工资是6000块人民币，今年毕业的是5000块人民币。

于是，2012－2017年间，台湾大量补习班倒闭。

据统计，2016年5月份台湾立案的补习班有18634家，而截止到12月份，补习班数量减少到17526家，半年间锐减了1108家。 反观大陆，2015年全年有1655万人出生，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预计2017年出生人口将突破1800万，相当于大半个台湾。

人口红利消失、经济下滑，是南阳街衰落的原因，却不是唯一原因。

1994年，是补习班发展巅峰的一年，同年台湾大学黄武雄号召数万人上街游行，要求政府实行教育改革。其中有一条：为了缓解升学压力广设大学。

于是，台湾大学数量从1994年的23所，增加至2017年的173所，高考录取率高达96.92%。

2017年，出现了38分就能上大学的现象。其实并不稀奇，七八年前，还有人创造了全台湾高考低分7.6分上大学的纪录。

这很像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的“铁饭碗”。企业的管理制度是吃“大锅饭”：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样下去的后果就是几乎每个企业，都养着一大批闲人、懒人、庸人和散人。

而广设大学也是一个道理，96.92%的学生不需要太努力就拥有了大学这个“铁饭碗”，于是慢慢失去了竞争意识，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疑问是：考好考坏都可以上大学，为什么还要补习？为什么还要复读？

教改带来的学生补习动力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也禁锢了台湾补习班的发展。

同时台湾的福利体系比较完善，即便现在经济不景气，人们依然可以安稳的生活，有一种“小确幸”，即小小确定的幸福。

拿医疗制度来说，如果你感冒发烧去医院，只需要50块人民币；如果你不小心骨折，只需要50块人民币；如果老人心脏病突发紧急送医，也只需要50块人民币。也就是说，只要不是大病大灾，应付平时的头疼脑热，去医院几十块就可以解决。

还有8小时工作制，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能要求员工工作超过8小时，上午9点上班，下午6点必须下班。

这些福利制度，带给人们“小确幸”的同时，也让一些人安于现状。学生从小不需要太拔尖，一样可以享受很好的福利待遇。这与八十年代背着行李北上南阳街来补习的学生形成鲜明的对比。

经济下滑、人口红利消失、教改带来的“铁饭碗”，以及安于现状的“小确幸”，数管齐下，带走了南阳街的全盛时代，给台湾补教业送来了一个64年来非常冷的寒冬。

很坏的时代带来很好的品质

对台湾补教业来说，这是很坏的时代，却也是很好的时代。

因为他们已经把培训机构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看的很通透，知道怎样逼自己做得更好才能生存下来。

大陆校长通常称自己是“做教育”的。而在台湾，他们从不敢妄称“做教育”，一般说自己是做“教育服务”的。

台湾较大的少儿美语加盟机构长颈鹿美语创始人魏忠香说：“星巴克之所以成功，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家和工作之外的第三场所安放自己，而培训机构也应该为学生提供一个家和学校之外的第三场所，让他们感受到有温度的爱和陪伴。”

有温度的爱和陪伴，可以从培训学校的很多细节中看得到。

比如，很多专家说教室的灯光要明亮，那怎样才算亮？

台湾教育部有个标准，舞蹈教室地板的照度是300勒克斯，一般正常上课的教室桌面的照度是500勒克斯，如果是做物理化学的实验教室照度是700勒克斯，培训学校的照度一般在600-700勒克斯之间，这样亮的刚刚好。

陈立教育是台湾唯一上市的线下实体培训学校，在陈立规定，所有的教室窗户要开7分，粉笔盒要放在讲桌右上角，空调要开23度。

为了避免靠教室两边坐的学生看黑板反光，12米长的黑板做成了弧形，细看会发现黑板上布满了方格，这样就能保证老师写出的板书整齐美观，让学生看起来更舒服。而且，黑板槽里找不到一丝粉笔末，从黑板板面到课桌教室，说一尘不染也不夸张。

无独有偶，刘欣教育也是这样，甚至进出教学区，需要脱鞋才能进去，而在台湾较大的直营机构何嘉仁，不仅要脱鞋，还要进行手部消毒才行。

有人说要想知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不用看GDP，看厕所就可以了。

虽然台湾经济停滞，但厕所并没受到影响。尤其是补习班，厕所的干净程度甚至能超过某些家庭。

除了这些充满人文关怀的细节外，台湾补习班还有一些特有的“制度”。

打个比方，在大陆，学生请假缺课后，老师往往会在空余时间段抽出二三十分钟给学生补上。

但在台湾，老师是不给学生补课的。他们有专门的“补课系统”，通过教室里的摄像头把老师当堂的课实录下来。如果有学生需要补课，可以直接通过学号、密码登陆补课系统看课堂回放。

钟藏政解释，如果一两个小时的课，老师只用二三十分钟来补，实际上效果是打了折扣的。让学生看一遍原汁原味的课堂才能真正达到补课的效果。

此外，台湾补习班还有个“调度教室”。

所谓 “调度教室”，就是专门用来给学生免费答疑，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难题的教室。在杨基教育，学生不仅能享受到免费答疑，还有饼干、豆浆等零食。还有些学生，专门跑来跟老师聊天。

其实近年来，随着两岸教培行业从业者的交流不断深入，大陆也在借鉴一些台湾好的经验。

比如，上海昂立就有5间“调度教室”。每天晚上，每间教室的讲台上坐着一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兼职学生，他们负责免费给来上自习写作业的学生答疑。

一开始家长还在犹豫，要不要给孩子报这种额外收费的服务，听说不要钱以后，来上自习的学生明显增加了很多。

在台湾补习班，类似这样的细节和“制度”还有很多。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在给学生提供有温度的服务，试图让培训机构变成充满爱和关怀的介于学校和家庭之间的第三场所。

正是这些好的服务，让生活在很坏时代的台湾补习班，拥有了很好的品质和服务，也得以在残酷的处境下活了下来，而且越活越好。

第四部分：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

“你三年后睁开眼睛就会看到不断有人在开培训学校”。钟藏政2010年告诉浙江绍兴领先英语的校长陈也东。

“不会的，这个赚钱少，没有人愿意干的”。陈也东自信反驳道。

三年后，陈也东每天都可以看到新的培训学校开门招生。

“你以后肯定要开语文班”，钟藏政告诉他。

“不会的，我教了一辈子英语，只懂英语，怎么会开语文班”。

一年后，陈也东告诉钟藏政：“老钟，我加盟了小荷作文。”

陈也东眼里的“神预测”，在钟藏政看来不过是看了培训机构发展的剧本，而台湾补教业的发展史就是大陆的剧本。

什么时候该出现什么类型的补习班是有规律可循的。

60年代，台湾经济还很落后，人们为了求生存，需要一技之长糊口，因此修车、挖土机等职业技术补习班是当时的主流。

70年代，台湾建设了大量工厂，经济快速发展，工厂除了需要技术人员外，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随之增加，会计补习班应运而生。

几年后，赚到钱的人多半把孩子送往国外学习，这就催生了台湾的留学业务产生。

自80年起，人均GDP突破万元，70年代留学回来的这些人意识到英文和文化的重要性，就把孩子送去补习少儿英语、中小学文化课，再加上六七十年代的生育率高峰，在80年代中小学补习班大量产生。

反观大陆，2003年人均GDP突破万元，达到1.07万，像80年代的台湾一样，父母把更多的资源向孩子的教育集中，让孩子补习文化课，于是学而思诞生了。

是不是印证了那句“台湾补习班的发展就是大陆培训机构发展的剧本”？

这不是巧合，而是台湾补习班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个轨迹同样适用于大陆。

2015年4月23日，新东方、学而思、高思在暑假竞相打出了“1元班”，甚至“0元课”。引得全国各地的中小机构模仿，一时间，大陆培训行业打起了“价格战”。

然而，这在台湾看来不是什么新鲜事。

23年前，台湾补教业就玩起了0元课，18年前出现了倒贴课程。也就是学生暑假上课交1000元押金，如果全勤结课时会给学生返1500元。

因此，钟藏政预测，3-5年内，大陆也会出现倒贴课程。

如果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那是不是意味着大陆培训机构未来也会像现在的台湾补习班一样利润下降、大量倒闭？

目前看来，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再加上二胎政策放开，人口是个利好，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量市场。

“大陆培训机构至少还有5-10年的发展。”钟藏政判断。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时候大陆的培训机构一定也会被逼出很好的服务。

台湾补习班也好，大陆培训学校也罢，正如狄更斯所说：

这是很好的时代，这是很坏的时代；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